编者按：在唐纳德·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之初，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下了一篇杂文，题为《特朗普执政下的艺术》。没有一个时间比特朗普再次胜选之时更适合重读这篇文章。
阿特伍德的质问是：在充满着“不确定与恐惧”的特朗普时代，艺术家们要书写什么，创作什么？什么样的小说、诗歌、电影、电视剧、电子游戏、绘画、音乐或图像小说会充分反映美国的下一个十年？五十年后，对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和写作会有什么评价？
毫无头绪，也没什么希望。在文中，阿特伍德想到了多种多样的历史上的或可能状况下的艺术家境况：统治者极度热爱艺术，或者对艺术不闻不问；创作者向当权者俯首称臣，或是努力批判与抵抗；艺术家被抓进劳改营，或是遭“冷处理”后无人问津。在种种归纳和设想的最后，阿特伍德写道，“短期内，我们能期待艺术家做的，也不过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的事……只要你还能做，就尽你所能去做；创造出让人可以短暂逃避、体验顿悟时刻的另类世界；在已知的世界中打开一扇窗户，让我们看看外面的模样。”
艺术与艺术家如果在今天仍有意义，意义便在于提醒每一个，你不仅仅是一张选票、一个统计数字。“人生可能会被政治扭曲——许多人确已如此——但我们最终并不等同于这些政客的总和。纵观历史，为此时此地、尽其所能雄辩有力地表达人类本质的艺术作品，一直都留有希望。”
《特朗普执政下的艺术》（2017）
撰文 |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翻译 | 赖小婵 张剑锋
艺术有什么用？在一个以金钱为主要衡量价值标准的社会，常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往往提问者并不懂艺术，因此也就不喜欢艺术和从事创作的艺术家。然而，现在是艺术家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
对美国的作家和其他艺术家而言，时下寒意凛然。铁腕人物压制艺术自由、要求奉承吹捧，素有恶名：他们的规矩就是“要么跪舔，要么闭嘴”。冷战期间，众多作家、电影制作人和剧作家因被怀疑从事“非美活动”而遭到联邦调查局上门调查。那段历史会不会重演？自我审查制度会不会出现？美国是不是可能正在进入“萨密兹达”时代——手稿私下流传，因为将其出版就意味着招致报复？听起来很极端，但考虑到美国本身的历史加上席卷全球的专制政府浪潮，这并非毫无可能。
面对这种种不确定与恐惧，美国从事创作的群体忐忑地互相敦促，切不可不战而降：不要放弃！写你的书！创作你的艺术！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赖小婵 张剑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7
但是书写什么，创作什么？五十年后，对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和写作会有什么评价？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让大萧条时代获得了不朽，这本书详尽描述了美国社会最底层人民经历那段沙尘暴干旱岁月的切身感受。阿瑟·米勒的戏剧《坩埚》涉及猎巫与大规模指控，是对麦卡锡主义的精准隐喻。克劳斯·曼一九三六年的小说《梅菲斯特》讲述一位著名演员如何发迹，展示了绝对的权力如何将艺术家彻底腐化——这故事出现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可谓恰得其时。什么样的小说、诗歌、电影、电视剧、电子游戏、绘画、音乐或图像小说会充分反映美国的下一个十年？
我们迄今毫无头绪，也不可能有什么想法：除了一切不可预测本身，没有什么是可以预测的。然而，这么说吧，唐纳德·特朗普对艺术的兴趣，若以1到100的量表衡量，读数介于0与-10之间，比过去五十年来任何一位总统都要低。过往有些总统毫不在乎艺术，但至少他们出于政治需要考量还会装一装。特朗普则不会。事实上，他甚至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艺术的存在。“非美活动”指于美国安定不利、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早在1938年，美国众议院已设立“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以调查与共产主义活动有关的嫌疑个人、公共雇员和组织，调查不忠与颠覆行为而出名。“萨密兹达”意指以地下秘密出版物的形式流通。图像小说（Graphic Novels）是一种将图画与文字相融合的文学体裁。相较简单的儿童绘本，它具有更强的剧情性；而对初级阅读者而言，它又不会让低龄儿童面对繁杂的文字望而却步，是一种适合儿童的章节书启蒙读物。
其实这可能对我们有利。有些当权者对艺术颇感兴趣，自诩为专家和权威人士，对于那些其艺术风格令当局不满的作家和艺术家来说，这可是极坏的消息。那些人或被打发到劳改营，或被谴责为堕落败类。但愿大多数创作人士都能设法低调行事，如微尘芥子般免遭察觉。
美国没有劳改营。这里更喜欢通过暗中排斥来表达不满：编剧的电话不响了，就像“好莱坞十君子”那样；音乐家的歌曲不再播放，比如巴菲·圣-玛丽在越战期间因为她那首《普通士兵》遭到封杀；作家的书找不到出版商，例如玛丽莲·弗伦奇的《从黄昏到黎明》多年来都无法出版。文化大气候的变迁完全可以预料，各类奖赏流向那些愿意跟随在任上位者起舞的人，而那些拒绝合作的人则会受到无声的惩罚。这些报复呈现的形态不一，可能是恶毒的总统推文，例如特朗普最近针对他主持过的真人秀《学徒：名人版》发推，借收视率问题怪罪接手主持该节目的阿诺德·施瓦辛格；也可能是粗鲁的公开斥责，就像梅丽尔·斯特里普在金球奖获奖发言中含蓄地批评特朗普恃强凌弱之后随即遭到后者的回怼。
言论自由——美国民主的标杆——会怎么样呢？这一理念是否会成为仇恨言论与网络霸凌的委婉说法，成为猛击“政治正确”的重锤？一切已然开始。如果情况加剧，那些捍卫言论自由概念的人是否会被左派攻讦为法西斯分子的同路人？
当然，我们可以指望艺术家来维护我们更好的价值观！难道他们不是人类精神最崇高的特质的代表吗？未必如此。从事创作的人士，究其秉性和品行，林林总总，不尽相同。有些只是收钱办事的艺人，是想赚取百万美金的机会主义者。有些人则更是居心险恶。电影、绘画、作家与书籍并不存在固有的神圣特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是一本书。
过去，有很多从事创作的人士向当权者俯首称臣。事实上他们特别容易屈服于专制主义的压迫，因为作为孤立的个体，他们很容易被瞄准。画家可没有民兵武装来保护他们；如果你跟电影编剧过不去，他们也指挥不动地下黑手党把一个血淋淋的马头放到你的床上。受抨击者可能会得到其他艺术家的口头保护，但如果无情的权势集团一心想要摧毁他们，这种保护根本不值一提。笔比剑更有力，但只在回顾历史时如是：战斗之际，获胜的通常是执剑之人。不过这里是美国，有着悠久而光荣的抵抗历史，这里众声喧哗、千人千面的多样性本身就具有某种防御力量。
当然，会有抗议运动，艺术家和作家会被敦促加入其间。这是他们的道德责任——或者说人们这样告诉他们——要为这个事业发出自己的声音。（总有人向艺术家说教他们的道德责任之所在，而其他专业人士——例如牙医——通常避免了这种命运。）但是，告诉从事创作的人士应该创作什么，或者要求他们的艺术为别人制定的高尚议题服务，是件需要慎重对待的事。他们中的某些人，如果听从此类劝告意味十足的指导，很可能会产出纯粹的鼓吹宣传或者没有深度的寓言——不管哪一种，都是枯燥乏味的说教。平庸者的艺术画廊贴满了善意的墙纸。
然后呢？哪种真正具有艺术性的反应可能行得通？也许是社会讽刺作品。或许有人会尝试类似乔纳森·斯威夫特《一个小小的建议》的文作，这篇短文建议将吃掉婴儿作为解决爱尔兰贫困问题的一种经济手段。但不幸的是，当现实超乎最荒诞夸张的异想天开，讽刺往往会落空——现今正日益如此。
在政治压迫时期，科幻小说、幻想小说与推想小说常被用来表达抗议。它们讲述真相，但讲得婉转含蓄，就像一九二四年叶甫盖尼·扎米亚京在昭示压迫即将到来的小说《我们》中所做的那样。在麦卡锡时代，众多美国作家选择了科幻小说，因为这一体裁使他们能够批评社会又不会被那些有心镇压批评的势力轻易发现。
有些人会创造“见证艺术”，就像那些对战争、地震、种族灭绝等巨大灾难予以反应的艺术家。当然，写日记的人已经在行动了，他们记下事件和对事件的反应，就像那些记录黑死病、直到自己也死于黑死病的人；或者像安妮·弗兰克，在她的阁楼藏身处写日记；或者像塞缪尔·佩皮斯，记录下伦敦大火期间发生的事情。单纯的见证作品也可以释放出强大的力量，例如纳瓦勒·萨达维的《女子监狱回忆录》，讲述了她在安瓦尔·萨达特执政埃及期间身陷囹圄的经历。美国艺术家和作家很少羞于探索他们自己国家的鸿沟与裂隙。我们希望，如果民主突然土崩瓦解，言论自由受到压制，有人会记录下整个过程。
短期内，我们能期待艺术家做的，也不过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的事。随着曾经坚实的确定性分崩离析，也许栽培你自己的艺术花园就已经足够了——只要你还能做，就尽你所能去做；创造出让人可以短暂逃避、体验顿悟时刻的另类世界；在已知的世界中打开一扇窗户，让我们看看外面的模样。
随着特朗普时代的来临，在危机时刻或者恐慌时刻，是艺术家和作家还能够提醒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一张选票、一个统计数字。人生可能会被政治扭曲——许多人确已如此——但我们最终并不等同于这些政客的总和。纵观历史，为此时此地、尽其所能雄辩有力地表达人类本质的艺术作品，一直都留有希望。
正文部分节选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阿特伍德随笔集2004-2021》，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