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时间10月14日，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获奖。本文介绍了得主之一阿西莫格鲁的生平和研究成果，作者为《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原文首发于《管理学家（实践版）》杂志。界面新闻获作者授权转载。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又译为达龙·阿杰姆奥卢）于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高中毕业后，他远赴英国约克大学求学，于1989年获得学士学位。此后，他就读于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于1990年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于1992年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阿西莫格鲁留校，成为了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一年后，他接受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聘任，担任了该校的助理教授。此后，阿西莫格鲁一直没有离开麻省理工学院，目前他是该校的“查尔斯·金德伯格讲座教授”。
供职麻省理工学院后，阿西莫格鲁的惊人才华逐步显露出来――众多领域的顶级期刊上都开始批量出现他和他的合作者的论文。经济学家们开始发现，无论他们是在讨论经济增长、技术演化、收入分配等宏观问题，还是社会网络、契约理论等微观问题，甚至是民主政治等看似和经济无关的问题，以及近几年才开始进入经济学视野的社会网络，以及人工智能问题，都必须引用阿西莫格鲁的文章。由于阿西莫格鲁的论文写作速度太快，哈佛大学教授曼昆（N.Gregory Mankiw）曾在自己的博客中打趣地道：“阿西莫格鲁一定有一个孪生兄弟在帮他写东西……我很难想象一个人能有这么高的产量！”
在多个领域的杰出成就，为阿西莫格鲁赢得了数之不尽的荣誉，其中就包括2004年的“沙尔文·罗森奖”(美国劳动经济学会的最高奖)，2005年的“贝茨·克拉克奖”等。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为奖励有杰出贡献的经济学者，设立了“舒尔茨奖”，阿西莫格鲁就是这个奖项的第一届得主。而更为有意思的是，为阿西莫格鲁颁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西摩尔（Robert Shimer），正是阿西莫格鲁的入室弟子（注：西摩尔的博士论文是奥利弗·布兰查德和阿西莫格鲁联合指导的）。
从制度看增长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究竟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倾向于从物质原因来解释经济增长，即认为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带动了经济增长。但这一论述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观察到在很多劳动力和资本丰裕程度类似的国度，其经济增长却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特征。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现象，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用技术研发、人力资本投资等作为切入点，认为这些因素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系列的观点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很有影响的“内生增长理论”。
尽管内生增长理论较之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和预测能力都有很大的改进，但是它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既然不同的技术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会造成各国、各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巨大差异，又是什么因素在背后决定了这些条件的差异呢?显然，这需要更为深入的分析视角，从制度方面来加以考察。
从制度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并不是很新颖的观点。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新经济史学家”就开始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各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并试图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归因于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但是，早期“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大多还是停留在“讲故事”的层面上，虽然他们引述了大量的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由于较少使用现代经济学中通常使用的计量研究方法，因此其分析思路就显得不甚严谨，一些观点也难以验证。例如，从历史上看，最早建立保护私人产权的国家在地理上有很高的相似性，基本都集中于西欧地区。针对这一事实，一些地理决定论者就认为，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地理环境。那究竟制度还是地理才是更为根本的决定因素呢?较少使用现代研究方法的“新经济史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阿西莫格鲁教授和其合作者罗宾逊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用十分巧妙的方法，验证了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如前所述，从现象观察，最早建立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有着很强的地理相关性，因此很难反驳地理决定论者“好的地理条件演化出好的制度、制度决定经济增长，因此地理因素是经济增长最根本源泉”的三段论论证。怎样摆脱这一论证上的尴尬呢?一个办法就是，不要去比较那些自己演化出相关制度的国家，而去看那些输入制度的国家，看它们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这样，地理等其他干扰因素的作用就被抛开了，制度的作用就可以得到直接的验证。
但是，要找到这样的证据又谈何容易?为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这两位学者着实当了一回历史学家。他们查阅了早期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殖民的纪录，统计了殖民者在非洲各地殖民时的疾病死亡率。在殖民过程中，一个地方是否适宜生存是欧洲殖民者考虑是否长期逗留的主要因素，而疾病的死亡率则是反映一个地区是否适宜生存的主要标志。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如果早期的殖民者认为非洲某地适合生存，那么他们在驻留的同时，会设法引入和宗主国相同的产权保护制度，力争把殖民地建立成为自己的新家园；而如果殖民者认为某一地区不适宜生存，则会本着“捞一把就走”的态度，对这些地区实行攫取型的政策，而不可能在这些地区建立产权保护制度。如果这个推论是成立的，那么只要看看各地区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这些地区现在经济增长表现的相关性就可以验证制度的重要性。通过精密的统计分析，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发现，各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他们的论证得到了很好的证实。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的这项研究中，“是否适宜居住”只是殖民者是否选择常驻的判断依据，其本身并没有决定制度的形式，因此其本身的作用是被排除的。
在后来一篇论文中，他们讨论了拿破仑战争后的长期影响。由于在拿破仑战争后，一些国家原有的封建制度被摧毁，法国式的民主、法制和产权保护制度被强行引入；而另一些国家则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封建制度。如果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论述是对的，那么前一类国家将会表现出更好的经济增长。通过大量的计量分析，这一论述也得到了验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阿西莫格鲁和其合作者在研究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采用的方法可能还有待商榷，但是其对于这一问题进行定量研究的尝试本身就是值得钦佩的，其论证的过程也充分彰显了他天才的本质。后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一起将他们的这些研究总结成了一本书——《国家为什么失败》。如果读者对相关的研究感兴趣，不妨把这本书找来读一下。（注：《国家为什么失败》讨论的是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过，制度的影响要更为广泛，例如，它会影响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阿西莫格鲁等人后来又将这方面的研究总结成了另一本书《自由的窄廊》。）
制度怎么演化?
在证明了好的制度确实有助于经济增长之后，阿西莫格鲁又将研究继续推进，试图找出制度本身的演化规律。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罗纳德·科斯曾经提出过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在产权清晰界定且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产权的初始分配不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交易的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来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并将新增收入在交易双方间分配。如果把科斯定理推广到政治领域，便会得到如下观点：当一项制度使一部分人获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受损时，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选择最有效率的制度然后由制度的获益者补偿受损者，这就是有效制度论，也即阿西莫格鲁所称的“政治科斯定理”。
包括诺斯在内的早期“新经济史学家”在潜意识中都接受了“政治科斯定理”的假设，坚信社会总是可以能找到那个最适应经济发展的“好的制度”。例如，诺斯在解释庄园制产生的著名论述中，就提出了庄园制是中世纪时期农奴以劳务换取保护的有效契约形式。因此，中世纪之后，随着土地与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改变，自由劳动力制度成为更有效率的契约形式替代了庄园制。很显然，诺斯在这断论证中采用的是标准的“政治科斯定理”思想。
阿西莫格鲁不同意“政治科斯定理”的有效性。在他看来，制度变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团政治力量的变化，如果在旧制度中受损的阶层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制度变迁，那么有效率的制度就不会出现。针对诺斯关于庄园制兴起的例子，阿西莫格鲁指出，几乎是在西欧庄园制兴起的同时，东欧出现了更为严酷的农奴制。这很明显地说明，并不能从效率的变动来解释制度的变化。因此，造成西欧庄园制兴起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效率的改变，而是西欧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让劳动者的相对地位得以提升。
那么，为什么“政治科斯定理”在现实中不成立呢?阿西莫格鲁将其归因于第三方保证机制的缺乏。由于保证机制的缺乏，就决定了政治市场上各集团的冲突和制度的不稳定，因此制度演进的过程就是一个找到和形成保证机制的过程。
由于制度的变迁和选择过程是各集团矛盾斗争的产物，那么就很容易推论，在斗争中获得胜利的“精英集团”最终选择制度的标准就并非是最大化国家或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是最大化本集团的利益。只有这两个目标恰巧一致时，根据激励相容的原则，好的制度才会出现。
读者们可能会认为阿西莫格鲁的理论不过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翻版。但事实上，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在马克思的体系中，个人从来不是作为其本身，而是作为组成阶级的零件被嵌入进由技术（生产力）演进所推动的历史进程中去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中，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阶级不可避免地被推上了统治地位，并制定和实行代表他们阶级意志的法律和经济制度，他们是否能够战胜其他集团取得统治地位，不取决于他们自身，而取决于他们背后的历史力量。从这点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观是“决定论”的。
而相形之下，阿西莫格鲁尽管也将制度变迁归因于不同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冲突，但这种冲突是基于不同的个人偏好的，个人根据成本-收益的判断，决定自己在冲突中的行为选择，制度最终作为某些个人选择的结果而加诸于整个社会，它是偶然的和不可预测的。阿西莫格鲁认为，各集团之间冲突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它们在解决搭便车时的能力，控制的再分配资源的数量方面等因素的对比。掌握先进生产方式的阶级可能因为掌握的资源更多而胜出，也可能因为对立的集团拥有某种更为有效的实际政治力量而失败。
AI时代的怀疑者
最近几年，AI技术蓬勃发展。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当然也不会错过对这一重大技术变革的关注。不过，和其他对AI无比乐观的学者不同，阿西莫格鲁对AI的态度十分谨慎，甚至可以说有些怀疑。他指出，技术具有双重潜力，它既可能改善社会福利，也有可能加剧不平等。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并不是自动带来广泛的社会繁荣，很多技术革新最初的受益者往往是精英阶层和资本所有者，而普通工人和中低收入阶层则可能被边缘化。而AI这种新技术，同样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这两种影响。
为了研究AI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他和合作者一起发表了十几篇相关的论文，并在新书《权力与繁荣》中对这些研究的结论进行了总结。在书中，他将技术应用分为两类：“善用技术”与“滥用技术”。善用技术是指那些能够增强工人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的技术；滥用技术则指通过自动化和排挤人类劳动来提高利润率的技术。在他看来，当前AI发展的发展方向似乎更倾向于自动化，即替代人类劳动，而不是增强或补充人类劳动的能力。这种技术路径可能会削弱中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同时增加资本所有者和技术开发者的财富，因而会带来巨大的收入不平等。与此同时，AI技术还会带来侵犯隐私、破坏民主等诸多负面的影响，因而如不加以干预，它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滥用技术”。
阿西莫格鲁提醒人们，AI技术的进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还会带来权力结构的改变。当前的AI革命可能会进一步集中权力于大科技公司和富裕精英，这是十分危险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他呼吁应当对AI技术进行更民主化控制，并制定适当的规制和政策对其进行管制。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应通过税收、再分配和政策干预来平衡技术带来的不平等影响，防止资本进一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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